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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首页 > 国际新闻 >公车上书发起的缘由 公车上书的发起人

    公车上书发起的原因 公车上书的发起人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,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),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,派李鸿章赴 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。四月初八日((5月2日)康有为(1858-1927)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 议,联名上书光绪帝,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。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全国民心,割地将招亡国大祸,力主拒绝和议,明定对策。提出四项解决办法:(1)下诏鼓天 下之气;(2)迁都定天下之本;(3)练兵强天下之辜;(4)变法成天下之治。   而且,认为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,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。还提出了富国之法、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。又建议裁减冗官,紧缩机构,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,于每十万户中举一名有才能之士为议郎,供皇帝咨 询,上驳诏书,下达民词,凡内外兴革大政,皆令开会讨论,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。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士人干政禁令,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 政治纲领。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,未能上达,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。这次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维新运动。   就公车上书的功能和意义而言,一些学者把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:   (1)它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觉醒。在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,中 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,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。而公车上书,虽未上达,却在民间抄誊广泛流传,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。连康有为 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:思开风气,开知识,非合群不可。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新观念,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。   (2)公车上书是维新 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端。这一年年底,康有为成进士后,清廷授以工部主事,但未到署,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京组织强学会,并出版了《中外纪闻》,遍 送士大夫贵人,使之渐知新法之益。不少大臣如翁同龢、张之洞、刘坤一等均对该报捐款赞助,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。   (3)它对光绪二十四年(1898)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。康有为在1895年前后,共计七次上清帝书,由于顽固派的阻挠,未能及时全数上达。只有1895年5月的《上清帝第三书》递到了光绪手里(此书内容与公车上书雷同)。光绪帝阅后非常重视,命令将此书誊抄,分送慈禧太 后、军机处和各省督抚。维新派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活动,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下诏令来推行。而皇帝要明定国是下诏变法,也只得将这批涌现的新生力量 (维新派)充当自己的近臣和助手。可以见得,戊戌变法是通过光绪帝与维新派结成精神上的同盟来进行的。百日维新的失败只能表明光绪帝未能通过变法途径 来掌握实权,使清政府走维新之路。而不能因此否定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思想指导作用。   然而,一些学者却认为,康有为虽起草了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,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,更未到都察院上书。公车上书只不过是康梁等蓄意编造的一个完整的神话,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。   首先,康有为说,他起草的万言书曾于5月2日投递,都察院以既已用宝,无法挽回,却不收;而他的弟子梁启超则曰,该上书言甚激切,大臣恶之,不为代奏,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有为的万言书,而不愿转呈皇上。二者明显矛盾。 事实上,都察院自4月22日起,即陆续收到了各省公车的联名上书,初难之,故迟迟不上,后因文廷式弹幼该衙门壅上听、抑公议,上命廷寄问之,都察 院才转变了态度,于4月28日后逐日将收到的上书及时上呈,5月2日一天就转呈了15件条陈,其中包括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8件,直至5月9日还代递了分别 由江西举人罗济美、云南举人张成镰领衔的两分上书。如果康、梁等真的曾于5月2日至都察院上书,都察院是绝对不可能却不收或不为代奏的。   其次,康有为说,4月15日李鸿章电到北京,他就先知道割地赔款的消息了;而刊印《公车上书记》的沪上未还氏却明明说是4月17日《马关签约》签 订后,电至京师,才举国哗然的。二者亦不相符。据查证,马关议和期间,日方于4月1日提出媾和条款,于4月10日提出条约修正案,李鸿章都于当天电告 了总理衙门,此后虽仍逐日向清廷汇报谈判情况,却再未逐条开列条约内容,康有为根本不可能从4月15日到京的电报中获悉条约都有哪些具体条款。   另外,中外 议和事关机密,朝臣多未知晓,康有为当时不过是一名应试的举人,何以能够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前两天先知消息?假如他果真于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议和的 内幕,并当即令梁启超发动各省公车上书,为什么直到4月22日才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上书?他本人为什么要迟至十余日后才开始起草上朝廷的万言书?康有为把自己获得消息的时间提前,无非是要抢占发动公车上书的头功。   再次,康有为说,5月2日各省公车有请除名者,欲给人造成一种他们已在其所拟万言书上签名的错觉;而未还氏和徐勤都说他们仅仅是要求取回知 单,这足以证明各省公车尚未在万言书上签名。事实上,康有为等在签名及人数问题上,有一个明显的造假过程。   起初,未还氏说康有为草疏万八千余字,集众 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,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、会议;徐勤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,拟上一公呈。甚至连康有为自编年谱所 说,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开会,与名者千二百余人,梁启超《戊戌政变记》所载,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,为大连署以上书,与斯会者凡 千三百余人,都清楚地说明是开会的人数,而非联名上书的人数。   后来,梁启超在《康南海传》中提及:甲午败后,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;在《三十自述》 中曰: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;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称:有为当中日战后,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,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。不但人数 直线上升,而且语意也含混不清了,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联名上书的人数。康有为《汗漫舫诗集》内有抗章伏网公车多,连名三千毂相摩句,且附有 文字说明:东事战败,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,始明确地把这三千人都说成了在万言书上签名者。   此外,《公车上书记》附录有一份公车上书题名,翦伯赞《戊戌变法书目题解》指出:《公车上书记》书后附签名者六百零三人,其籍贯包括十六省; 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作十八省千二百余人,与此书所载不同。各省公车既未在万言书上签字,这份名单只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,反映的只是参 加会议的人数。鉴于曾有部分举人取回知单,而现存的名单中又确实没有山东、浙江、河南、江西、台湾、奉天、黑龙江、新疆、蒙古等省区的举人在内,参加 松筠庵会议者总共或许不止六百零三人,但是否能多达一千二三百人,也还尚有疑问。   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原因到底为何,是确如康梁所说,还是事后编造抬高自己的神话?就目前的研究而言,仍然是个不解之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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